博士生教育遭遇“质量”拷问 2010-09-19

 8月底,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周光礼推出了新书《中国博士质量调查》。调查结果令人震惊:46%的博导同时指导的博士学生超过7名,最多的高达47名;近13%的博士生每月与导师交流不到1次,甚至还有3%的博士生反映未与导师交流过;2008年,我国博士学位授予数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
 

 周光礼对此下论:(中国)博士数量迅猛增加,但整体质量却在下降。
 

 不久,华中科技大学又传出消息:该校拟清退307名“超时”硕士生和博士生,再次让舆论哗然。
 

 骇人的数据和大规模的清退吸引了大量舆论聚焦,公众也纷纷开始质疑:中国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在迅速下降吗?
 

 博士招生各校存在生态差异
 

 《中国博士质量调查》一书发布后,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牛登科即在博客上作出回复,对周光礼的调查结果颇有微词。他认为,研究生名额宽松,每个导师一年招十几个博士生,已是几年以前的事。据牛登科所知,现在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农科院的北京研究所,没有哪个单位平均每个导师达到2个硕士名额,博士更加紧张。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名额这两年都呈下降趋势,近年的(学术)博士生招生名额与导师人数基本相当,基本是1个导师1个博士生名额。所以他担忧舆论攻势会造成社会误导。“现在每年只有一个名额,再这么宣传下去,教育部以为研究生名额还是太多的话,可能压缩,我们就只能几年招一个博士了。”
 

 牛登科教授的观点代表了国内重点大学和科研单位的疑问。这些单位一直对博士生实行着严格的遴选制度,但随着近年来专业博士学位的扩张,真正的学术型博士学位却严重压缩。博士生导师甚至面临这样的尴尬:有博士学位点,却没有学生可以教。
 

 虽然近年来博士生扩招现象有所缓和,但中国仍有高校存在着招生名额宽松、不符规定扩招的现象。前几年的“大跃进”也遗留很多需“清退”的问题。所以目前我国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博士生教育生态迥异,一边是重点高校和科研单位博士招生名额紧张,博导抱怨学生资源缺乏,一边是周光礼所言的最牛博导手下有47个博士生。也因此,周光礼的《中国博士质量报告》一问世,就争议不断。
 

 博士培养质量危机的背后
 

 周光礼在书中称50%的用人单位认为我国博士培养质量10年来整体上没有进步,“甚至还有下降趋势”。在对新进博士创新能力的评价上,用人单位认为“一般”和“差”的占68%。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且不对调查数据做出判断,他个人仍然较认同周光礼对博士生培养现状的一些分析,“最起码博士生的质量的确是在下降”。
 

 中国博士生群体急剧膨胀是一个事实。我国在读博士生人数由1999年的5.4万人增加至2009年的24.63万人,10年间增加了4.56倍。据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考证,目前中国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有365所,而博士生教育大国美国,却只有253所。
 

 扩大的博士生群体良莠不齐,而失序的管理正在使“莠”的群体不断壮大。博士学位本是为了培养少而精的理论型和研究型的人才,但是当前中国不少博士生意图将博士学位作为进入官场、职场的跳板。与此相对,大量政商界人士则逆流回高校读博“镀金”。这两类博士生,一类抱着取得“博士头衔”的功利目的,一类并不具备读博的知识储备和学术能力,都在给中国博士生群体的质量水平拉后腿。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春青认为,博士学位点和博导的不断增设是博士群体扩张的主要原因。当前,国家对博士点的控制不够严格,有些博士点的申请理由也很牵强,面的扩大影响了博士生生源的质量,博导自身水平不够“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也对当下的博士生质量负有责任。要做出改变,必须从源头上科学控制博士招生数量,对博士点、博导的申请也严格控制。
 

 但从自身的执教经验来看,牛登科认为,现在的(学术)博士生里,学术水平高的不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差,也不亚于国际水平。“只能说是学生的相对水平下降了,我们那一代的学生比较容易取得突破,前人由于历史原因,基础相对较弱,而现在的学生则是不容易超过老师。”牛登科说。他认为博士生培养质量下降的说法也站不住脚。博士生培养质量与导师水平和导师责任心相关。与上世纪80年代偏低的整体水平相比,现在学科的导师水平有大幅提高。而导师的责任心问题,不论年代,都是因人而异的,就算在以前也有和学生距离过远的导师,采取“放养”的培养方式。相反,牛登科认为,近两年做学术的压力增大,没有研究生的帮忙,不易出成果,都主动被动地刺激了博导对研究生负责。
 

 博士教育的反思和图变
 

 “严进宽出”被用来概括当前博士生培养的现状。陈涛很认可,“有一种说法是,中国没有毕不了业的博士”。
 

 他是北京一所重点高校的博二学生,在一年级的学习中,他共修完20学分,远高于博士课程要求的13学分,学术研究上也小有所成。导师在学业上对师门学生要求非常严格,生活中也不乏对学生的关心,但他依然为中国的博士生教育担忧:“中国的博士生教育在方法论上的训练一直不足,框架不合理,研究不清晰,一直是中国博士生教育的软肋。”
 

 每年博士生招收名额的严格限制,是中国博士生教育的“严进”特色。牛登科教授认为,僵化地执行指标过于严苛,每年1个的招生限额并不利于导师选择优秀博士生,他认为应该采取浮动制,每年给予0—3个招生名额,由导师在标准内根据该年博士生生源质量决定招生数额。
 

 “宽出”则是周光礼所言的当前中国博士教育的低淘汰率。中国博士培养的质量监管力度常受诟病,此次华中科技大学的大规模“清退”也似乎放出信号:不合质量的博士生并不在少数。中国高校正在尝试拨乱,对博士生教育的质量监管意义非凡。
 

 诘难中国博士生教育的矛头也多指向博士生教育中的“放养”方式。在周光礼的调查样本中,13%的博士生被导师“放养”,并未接受该有的教育和指导。博士教育的本质意义变味。
 

 陈涛为博士生课程设置和培养方式改革设想了方向——发展既有严格标准又能突出个性特色的培养模式。突出个性特色,就要求博士生导师对学生的培养能够因材施,总体着眼于为每个学生提供锻炼、发展的平台。
 

 李春青教授认为,“放养”是一个度的把握,陈涛所要求的“有标准”难以量化,他自身更倾向给予博士生充分自由。“博士生是成年人,已积累了较成熟的学术科研能力”,他指导博士生的方法是为他们确定一个大方向,让其在框架内自己读书、查资料;平时通过面谈和邮件各种方式督促学生读书,不间断地进行点拨,有适合的项目和课题也提供机会让其参与。“要让学生高度重视学习的目的、学习的机会,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给一些压力,让他们自己摸到方法”,李春青认为学生能够对学习机会高度重视,博士生教育就成功了一半。
 

 博士学位本是为了培养少而精的理论型和研究型的人才,但是当不少博士生意图将博士学位作为进入官场、职场的跳板,而大量政商界人士则逆流回高校读博“镀金”时,博士教育的本意似乎已发生了畸变。(陈少远 项健 靳晓燕)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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