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我考科大 2010-06-25
 
刘清亮
 
        回首过去,有的往事犹如烟云,一飘而过。有的往事并不如烟,苦难,让人刻骨铭心,坎坷,让人不会忘怀。我考科大颇经历了些波折,成了我一生的转折点。
  那时候,家里的日子过得比较紧,只有爸爸在济南机车厂工作,月薪38元,妈妈长期有病,看病吃药, 还需要补品增加营养,哥哥在大学读书, 也不能难为他, 还有年迈的奶奶,妹妹以及年幼的弟弟。高中毕业时, 就遇到了高考和就业的选择问题, 家里有3种意见, 妈妈想让我到父亲的工厂工作;哥哥自己上了大学, 也知道我学习好, 希望我考大学;爸爸左右为难。我年轻, 当然有当工程师和科学家的梦想, 同时又深知家庭的经济困难, 左思右想, 拿不定主意。临近高考时,和我情况类似的三五同学, 聚在一起商量, 最后决定先顾眼前, 放弃高考, 日后再图发展。这样一来, 别的同学都全力以赴准备功课,只有我们几个,东逛西走,十分悠闲。
       班主任张老师见我无事, 就让我帮他抄写每位毕业生鉴定表的政治表现,我完成后交给他,张老师有点凝重地说: “你留一下, 有件事想跟你说说。”张老师教我们历史课, 有相当的阅历, 知识渊博,高一高二一直是我的班主任。但是他有所谓的历史问题,曾当过国民党的中校教官。那时, 政治气氛浓郁, 由另一位政治教员当第一班主任, 他只能当第二班主任。他坦诚地告诉我:“新成立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属于中科院主管,是培养尖端科技人才的地方,很有发展前途。你学习优秀, 家庭出身和政治表现好,今年注重政治条件, 你不参加高考, 会失去一个机会, 你再考虑考虑。明早给我一个肯定的回答, 中午前学校要把报名表上交市教育局。”晚上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彻夜难眠,最终,还是不愿中止自己的学业,又受到中国科大这个科学家摇篮的激励,下定决心试试自己的命运。第二天一早, 要了表, 匆匆到阅览室借了份人民日报,并翻到中国科大的招生广告, 因热爱化学并愿意投身原子能事业, 就报了放射化学与辐射化学系,作为第一志愿,又随便填上后面的其他志愿就报了上去。
  这时候, 离高考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我才赶紧掉过头来准备各门功课。高考时, 第一门是语文, 我的弱项。作文还没有写完就让交卷, 心里不是滋味, 可想到考不上科大就去工厂上班,也没有太沮丧。第二门是数学, 考完回来同学间相互对答案时发现自己全对了, 心里才有了点底。而物理,知道一道题计算错误, 但公式是对的,化学和外语是我的强项。
        我们高考刚结束, 还没有来得及回味, 全部学生就拉到黄河大堤上参加抢险。记得是晚上到达指定地点的, 河堤上马灯晃来晃去, 人流穿梭, 滚滚黄河水与岸同高, 一望无际, 狂风掀起的大浪拍打着堤坝, 真有“城欲摧”之势。我们的任务是从堤下用麻袋装上泥土, 背上河堤进行加固。刚高考完毕,体质有所下降,一麻袋湿漉漉的泥土压在肩上,脚下又是滑滑的泥巴,还要爬坡,比登天还难啊,也只能咬着牙干。每天吃的是从城里送来的硬锅饼和咸菜,不少人的肠胃受不了,要是现在肯定会有很多人溜之大吉。这样干了一周,险情缓解,学生也实在受不了,上级才把我们替换下来。回到学校,里发录取通知书还有1个多月,听说火车站招募劳动力,每天一块两毛钱,就去报了名,想挣点钱,万一考上大学可以减轻家里负担。到那儿一看,任务是把堆积如山的火车上卸下的炉渣抬走,腾出地方来另有别用。两人一个箩筐,用铁锹铲满后抬到几百米外的地方。上午8:00到11:30,下午从2:00到5:30,正值酷夏,不知流了多少汗。从学校到火车站还要走五六里路,鞋穿坏了两双,这种劳动比起黄河的强度还是小了不少。每天除去4毛的饭钱,能剩8毛,一个多月下来,近30元钱能拿到手,心里挺高兴。盘算着无论考上考不上大学,都给自己买双球鞋。球鞋那时对年轻人来说是时髦的东西,打球时轻便又耐磨,不像家里做的布鞋,常打球的话,两周就能把鞋底磨穿。因此,布鞋通常要在鞋的前后底钉上自行车的外胎,穿球鞋就省去了这些麻烦。
        临近发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回到家里。每天下午,我拿个小板凳,夹本书,在村头的大槐树下边乘凉,边等邮递员。有时,也与街坊邻居拉拉家常,说说故事。解放后村里已有两个人考上大学,一个是我哥哥,1955年考上大连工学院,另一个李家的孩子,1956年考上了北京石油学院。我妈也在那边做针线活,陪我一起等信。我们家辈份大,加上她人缘好,极受尊重,多数人都叫她奶奶或老奶奶。第3天下午,身着绿制服,脚蹬绿自行车的邮递员终于来到我们面前,说有刘清亮的信,我一看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公文信封,喜从心来。打开信封一看,果然不出所料,被录取到放射化学与辐射化学系。高兴得我情不自禁地腾的一声跳了起来,并脱口而出“太好了”。我算是一个少言寡语的人,很少激动,乡亲们见我这反常的行动,忙过来询问,才知道我考到北京的一个名牌大学。妈是看在眼里乐在心里,回去就对爸讲:“我们家穷,孩子的学习却好,有点亏待他们。”文化大革命前,我们这个四百多户的村子,仅有3人正式考上大学,我们家占了2个,有人指着我们家的大门说,这个院里出大学生。
        开学了,那时铁路职工的直系亲属有行业的优惠政策,爸就到他工作的铁路机车工厂给我要了一张从济南到北京的火车免票,身揣20元钱,带了一床被子和褥子(没有箱子,只好用一个旧床单打成个包袱),以及一些零星物品来到首都北京。在前门火车站下了车,坐上学校的大骄车,经过天安门和旧的天安门广场,来到玉泉路的科大校园,开始了大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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