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晶:融贯中西 综合创造 觉悟大众 2008-06-02

  ——谈中华文化在21世纪的复兴之路

    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脊梁。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之所以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正是根植于几千年延续发展的以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要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通过学习十七大报告第七部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笔者认为要实现中华文化在21世纪的伟大复兴和繁荣兴盛,就要坚持走“融贯中西、综合创造、觉悟大众”的文化发展之路。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所谓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文化发展过程中精微的内在动力和指导一种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这种能够作为文化发展内在动力的基本思想,本身也是文化发展的产物,并随着文化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对于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什么,指导中国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是什么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过去有观点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追求“柔静”、“虚静无为”的文化。这种观点只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表层和现象,而没有深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仅仅推崇“柔静”,中华民族不可能创造出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五千年长盛不衰、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国学大师张岱年先生曾指出,《易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两句话最能体现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透过虚静无为的文化表象,是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承载了华夏文明不断向前的演进和发展。

    中国文化刚键有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基本精神起源于商、周,形成于战国,发展于近代,繁荣于当代。翻阅古籍,我们被“‘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盐铁论》)’”这样的箴言所感染,字字句句无不体现出中华民族注重因时变革、不断创新的追求。在近现代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民族振兴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中,自强不息、刚健有为、厚德载物的中华民族精神在历史不断的考验和历练中得到进一步提高和发扬,并添注了新的时代内容。著名的洋务运动、百日维新、辛亥革命无不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刚健有为、厚德载物精神的体现。“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共产党人从点燃中国人民革命的星星之火到取得全国革命伟大胜利的英勇革命斗争更是将中华民族精神发挥到了极至。中国传统文化自强不息、刚健有为、厚德载物的精神指引了炎黄子孙战胜了无数的艰难险阻,使中华儿女越来越好地在天地间繁衍生息。

    作为一名炎黄子孙,我们在为中华传统文化感到骄傲与自豪的同时,有责任更好地传承、发扬中华民族精神。作为青年学生,我们立志像王夫之、颜元、戴震那样为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和繁荣兴盛贡献出自己的青春和力量。爱因斯坦曾这样警示过世人:“真理必须一次又一次地为强有力性格的人重新刻勒,而且总是使之适应于雕塑家为之工作的那个时代的需要;如果这种真理不总是不断地重新创造出来,它就会完全被我们遗忘掉。”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我们不能满足于“日用而不知”或“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状态,而应像爱因斯坦所说的那样,根据我们这个时代的需要去重新刻勒它,也就是要不断实现传统文化的发展与创新。

    要实现传统文化的发展与创新,一方面需要我们继承发扬传统文化的优点,另一方面也要求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传统文化的缺点与不足之处。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弱势——实证科学、民主精神、竞争意识

    一般而言,各民族的文化精神都有其积极面和消极面。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同样有它的不足之处。其中,实证科学、民主传统和竞争意识的不足成为阻碍中华文明在近现代快速发展的主要因素。

    我国古代科学技术曾经长期领先于世界,四大发明传入欧洲对欧洲近代文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受长期封建专制主义经济政策和文化政策的影响,在我国近代却没有产生出实证自然科学,没有产生引领世界科学发展的科学家。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深刻反省、总结教训的问题。我们不得不承认,我国的传统文化中确实存在着阻碍近代实证科学在我国产生、发展的因素。长期封建经济政策的推行,严重抑制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使得社会不但不能有效刺激、推动自然科学的发展,反而严重阻碍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最终导致近代实证科学没能在中国出现。另外,长期的封建专制主义文化政策和文化偏见,使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不但不积极参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反而轻视甚至鄙视自然科学。在封建体制下蓬勃发展的中国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国古代思想家重整体轻分析、重直觉轻知解、重关系轻实体、重实用轻理论的思维方式。而这对于以分析、知解、实体和公理化体系为特点的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是很不利的。

    中国传统文化也存在民主精神和竞争意识不足的问题。中国古代封建制度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其系统的惯性显得特别大,这使得中国近代的民主之路进行地格外艰难。在长期封建统治造成的“一人为刚,万夫为柔”的政治局面下,人民大众都默认自己是社会的奴仆和社会制度的接受者、被管理者,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被长期压抑。而长期的文化专制主义更是限制了中国广大民众的创新思想、民主精神和竞争意识的发展,阻碍了人民大众创造力的发挥,导致了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浪费,制约了社会的和谐发展,最终造成了中华民族在近代落后和挨打的局面。

    中国传统文化在实证科学、民主传统、竞争意识这三方面的不足,不仅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发扬,而且制约了中国文化整体结构的优化和整体功能的发挥。在新世纪新阶段要实现中华文化的复兴和现代化,同样需要在依靠人民文化自觉的基础上,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用世界其他文化之长补我文化之短,打破制约中华文明腾飞的瓶颈,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发展创新之路。

   三、中国传统文化复兴之路——融贯中西、综合创造、觉悟大众

    如何才能更好地发扬传统文化的优势,克服其中的不足,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自16世纪以来,针对这些问题,文化界展开了长期的探索与争论。在长期激烈的辩论中,产生出各家各派的文化观,诸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西学中源”论、“中西文化调和论”、“东方文化”论、“中国本位化”论、“儒学复兴”论、“西体中用”论等等。对此,张岱年先生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多种文化现象及文化观的长期深入研究总结道:“16世纪以来的文化论争,各家观点虽然纷纭繁杂,但大体上不出四种类型:一是国粹主义,二是全盘西化,三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持调和折衷立场,四是主张发扬民族的主体精神,综合中西文化之长,创造新的中国文化。我们认为,这四种类型的主张,惟第四种是正确的。”张先生进一步评价说,前三种文化观无论是‘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也无论是‘国粹主义’还是‘全盘西化’由于他们形而上地把中西对立起来,把体用分割为二元,盲目地以华夏或者欧洲为中心,所以他们“都是走不通的”。只有第四种,才是‘会通以求超胜’论、‘拿来主义’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论。张先生最后作出这样的判断:“只有将中西文化辩证地综合创造,才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坦途。”

    作为一名热爱中国文化的后辈我非常赞同张岱年先生辩证的文化观。早在1848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自从16世纪以来,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正是鉴于这种情形,列宁一语道破,马克思主义这一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之所以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正在于它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因此,要想在经济全球化、世界一体化迅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与繁荣,必须有向世界一切先进文化学习的态度、胸怀和能力,积极、主动地走融贯中西、综合创造、觉悟大众的文化发展之路。在这个文化复兴和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传统文化是基础,人民大众是主体,综合创造是方法。其中,综合是创造的前提和手段,创造是综合的目的和成就,综合与创造交替进行、辩证统一,综合之中包含着创造,创造之时进行着综合。如果把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建设过程喻为一道大餐的烹饪,那么人民大众就是这道大餐的主厨,中国传统文化是主料,世界其他先进文化成果是供我们选择的辅料和作料,人民大众将世界先进文化要素不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综合创造过程是主厨对材料的取舍与烹饪,最后一席丰盛的中华文化盛宴将展示在世人面前。

    在中国传统文化综合创新的现代化之路上,要以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基本精神为立足点,善于发现世界其他先进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契合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落地、生长、开花、结果,除了其自身的科学性和时代需求外,其本身与中国文化的内在关联、契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中有中国文化的因素,才使它易于在中国传播、易于为中国人民所接收,才可能实现其对中国社会的改造。这说明文化之间的契合性是除了时代需要这一客观条件以外最能决定外来先进文化能否为我所用的因素,因此在文化交流、学习、融贯、创造的过程中要坚决避免不假思索地全盘照搬照抄他文化的盲目、懒惰、自卑行为,而要在文化契合的基础上,倡导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从而实现中华文化的不断发展与创新。这种以中华文化为主体通过觉悟大众的创新能力运用综合创新的方法融合多元文化,实现中华文化不断超越与发展的过程,是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在这个文化复兴的进程中,人民大众是主体,人民大众的觉悟是前提,综合创造是方法。综合是创造的前提和手段,创造是综合的目的和成就。综合与创造是交替进行、辩证统一的关系。综合之中包含着创造,创造之时进行着综合。如果把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建设过程喻为一道大餐的烹饪,那么人民大众就是这道大餐的厨师,中国传统文化是主料,世界其他先进文化成果是供我们选择的辅料和作料,先进的中国人挑选不同文化要素创造性地综合成为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文化系统的过程是主厨对材料的取舍与烹饪。

    在中国传统文化综合创新的现代化之路上,要充分调动人民大众的文化力量,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造力,勇于克服中国传统文化中实证科学、民主精神、竞争意识不足的缺点,真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在21世纪中华文化的复兴之路上,大众新文化意识的觉醒程度直接关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进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如今的世界文化舞台精彩纷呈让人目不暇接,要想向世人演奏古代中华文明的千年古韵和现代改革开放的勃勃生机,仅靠少数的“至圣贤人”和“文化明星”的智慧和努力是远远不够的,要发出中华文化在21世纪的最强音必须依靠全民的文化觉悟和文化智慧。就像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关于如何避免“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时的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政治是这样,文化也是如此。新世纪的中国先进文化正是要通过觉悟全体人民的文化智慧和力量,去传承和发扬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去修正和弥补传统文化在实证科学、民主精神、竞争意识方面的缺憾,通过融贯中西、综合创造、觉悟大众的方法,真正让“人人负起文化责任来”,让人民的智慧通过正确的渠道得以充分地彰显。

    党的十七大所制定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政策,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和现代化指明了道路,明确了方向,确立了目标。作为21世纪的中国知识青年,我们肩负着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化使命。相信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实践中,中华文化在她的现代化之路上将不断演绎新的传奇!

(本文作者为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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