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纵横全球市场的中国投资家 2008-05-28

    编者按:由中国经济管理类权威刊物《管理世界》杂志华商韬略编辑委员会历时一年筹备,遍访全球著名华人金融领袖编撰推出的大型纪实文献——《华人金融家——80位华人金融领袖访谈录》已于2008年1月正式出版,并于近日在北京举行了首发仪式。

  《华人金融家》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以国际大16开精装出版,共808页,160万字。是全球首部由中国国家级权威刊物发起编撰,以全球华人金融业及从业者为着眼点,广泛赢得全球性华人金融大家互动参与,并在内容上具有权威参考价值的精品力作。全书一共在全世界选择报道了80位具有突出成就和影响力的杰出华人金融领袖,其访问报道对象既包括有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刘鸿儒、香港金管局总裁任志刚等华人金融高官以及中国金融学奠基人黄达、《金融经济学基础》作者黄奇辅等华人金融学家;也包括有原中策集团主席黄鸿年、菲律宾首都银行董事长郑少坚、台湾国泰金控董事长蔡宏图等华人金融巨头;同时还包括有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李若谷、中国交通银行(10.19,-0.68,-6.26%,吧)董事长蒋超良等中国多家大型金融机构负责人,以及贝尔斯登副董事长唐伟、汇丰亚太区主席郑海泉等多家大型外资金融机构的华人高官。这些要么在金融政策制定与金融秩序维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要么在金融学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要么在金融业界拥有巨大实力和话语权的领袖人物,不但通过该书分享了自身的成就历程、成败得失与经验教训,而且还通过访谈一一表达了各自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特别是中国金融业和资本市场发展的前瞻观点以及趋势分析。

  新浪财经频道现正陆续刊发《华人金融家》文献入编人物报道,今日推出华尔街著名华人投资家、美国富兰克林邓普顿全球股资行政副总裁杨光博士专稿,敬请关注:

  在成都出生,在澳大利亚获得博士学位,在哈佛商学院获得MBA学位,在著名基金集团富兰克林邓普顿担任全球经理人,并擅长欧美和亚洲业务的杨光,是为数甚少的在全球资本市场大买家中担任要职的华人投资家。从1995年进入投资行业至今,杨光驰骋在美洲、欧洲和亚洲的资本市场。他在美管理的几十亿美元的基金连续四年被利普(Lipper)评为世界同行前10%的排名。在竞争异常激烈的华尔街高手中,作为华人的杨光在全球投资领域的巅峰赢得了一席之地。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众多高调出海的中国QDII基金几乎全军覆没的2007年,杨光所带领的由富兰克林与中国人寿(30.16,-2.39,-7.34%,吧)合资成立的中国人寿富兰克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则闷声发大财地取得了年累计回报率39.6%的卓异成绩。

  在当今国内聚焦海外投资热潮的时刻,杨光所拥有的罕见的全球投资经验无疑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值得国内有关各界重视和借鉴。

  纵横全球市场的中国投资家

  ——富兰克林邓普顿全球股资行政副总裁杨光

  在全球最大上市投资基金管理全球投资的杨光,是美国媒体公认的,可以帮助美国投资者正确认识中国和亚洲经济的人。他不但常年作为CNBC(美国财经频道)和BLOOMBERG(彭博财经频道)的特约专家参与有关经济谈论,也是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等中国国家领导人访美之际,被美各大媒体选择邀请的中国经济点评人。

  同时,他所参与管理的基金集团也是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购买中国”的最大买家之一,这让他有很多机会,用行动表达对中国经济的信心。过去几年,他在华尔街的一句名言是:“投资中国有风险,不投资中国风险更大。”

  全球资产市场充满了生机和险情,10多年的修炼也让他可以在波涛翻滚的全球资本市场从容淡定、笑看风云。因此,他的工作和生活都不像想象中的基金经理人那样紧张而又无常。他说,投资不是看今天明天或者小消息,投资是看长远和价值,是买好股票,然后开着游艇出去晒太阳。

  荣登《科学》杂志

  30岁以前,杨光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进入金融行业。那时,他的理想是在科学界取得成就,具体地说,是要成为神经学领域的世界级科学家。而且,他具备这个潜力,也对自己充满信心。事实上,在决定进入金融界之前,他就已在全球发行量最大,也是最有权威度和影响力之一的科学杂志《科学》上发表文章,进而取得了成为专家教授的资格。

  在华尔街,从以专长数学的理工科转向金融领域的大有人在,但从医学领域转向金融领域并亲自管理着美国人的巨大资产的人却不多,杨光算是其中最成功的一个。而他决定要实现这个转型的理由

  很简单:不想把路越走越窄。

  做科学是路越走越窄,没有第二,只有第一,而金融,却是路越走越宽,并且可以八仙过海。杨光说,相比之下,他更喜欢后者,因此,他在获得科学家入场券之后,毅然放弃多年的科学家梦想,重新开始。

  说话不温不火的杨光,是个喜欢尝试不同挑战的人。杨光1963年年底生于四川成都, 1979年,15岁时,以高分考进了中国科技大学,专业是生物科学。在校期间,先后被选举为系学生会主席、校研究生会主席,毕业时被挑选到团中央工作。

  当时的科技大学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学府之一,学校毕业的学生大都选择了出国,杨光所在的班级也有90%的人到美国留学。杨光也感到有必要出去提高一下自己,因此放弃到团中央,改为出国留学。 当时,他的理想是走科学家的道路,所以就选择了在视觉神经领域最有权威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并申请到全额奖学金,然后踏上了征程。

  杨光1986年到澳大利亚,1989年就获得博士学位。在澳大利亚期间的学习,进一步激起了他要在科学领域成就事业的信心和决心。为了拓展自己的视野,在论文答辩的两、三个月里。他以“背包客”的方式,做了一次周游世界的旅行,访问了很多国家、地区和著名大学,比如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哈佛、斯坦福、芝加哥、剑桥等高等学府,去和从事视觉神经研究的同行深入交流,并寻找可以为自己提供博士后研究岗位的机构。这次旅行对杨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带着反映科研成果的幻灯片”

  周游世界的过程中,他深刻的感受到了“科学研究是没有国界的。”而且一口气获得了20多个学校的博士后研究邀请。

  最后,他选择了到哈佛医学院做博士后研究,并且很快取得不小的业绩,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至今,在科学研究领域,仍是两本杂志代表着世界最高水平,一本是英国的《自然》,一本是美国的《科学》。能在《科学》上发表文章,意味着已经获得了被提拔为讲师、副教授或教授的资格,也是有潜力成为大家的标志。

  这是非常值得庆贺的事情,但庆贺的喜悦永远是短暂的。获得这个标志后不久,杨光开始思考一个大问题——

  接下来的路,要走到哪里去?

  转道金融领域

  在哈佛医学院时,越来越要面对并解决现实生活问题的杨光,对科研的道路有了一些新的思考,并开始在科学之外思考人生。

  “开始接触别的一些书和思想,对科研的道路也有了更现实的考虑。很切身的感觉到,做科研事实上是路越来越窄,因为科学家都必须很专,很细。科研也很残酷,因为在科学的领域,只有第一,没有第二。即使你做得非常成功,只要有人比你早一分钟给出答案,你的工作几乎就会没有意义。”杨光回忆说,最初出国的时候,他内心还有一种要出国深造,然后回国“科技强国”的理想。

  但在美国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他对这个理想也有了动摇,“开始问自己,我在这个领域做得领先,到底对国内的帮助有多大。”他说,以当时的情况,如果他回国工作,国内连他开展科研的实验室以及设备都配备不起。

  他在实验室的老板也给了一些新的启发。“我刚到哈佛医学院的时候,他就和我说,看起来他是主持实验室,但实际上,他是开了一家小公司。我感到好奇,向他请教。”他解释说,“我实际上是一个组织者,我是拿基金会的钱来做这个事情,如果我的实验室要继续下去,就必须好好的经营,比如,要有很好的产品也就是有学术价值的科研成果出来,然后才能赢利也就是拿到各种各样的经费回来。否则,公司就要垮台。因此,我要确定研究方向,也就是制定公司战略,我还要招聘人才,最后要带领大家发挥才智,创造出最好的成果,这些都和经营公司是一样。”连实验室导师都认为是在做商业,杨光自然会对商业有新定义。

  在很多因素的影响下,杨光开始在科研之外考虑人生,再加上当时国内已经蓬勃兴起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热潮,所以他逐渐在对科研的迷惑里找到了一个新目标——学经济。不久,他开始做两手准备,一手做好实验室,一手要“学点新东西”——经济。而且,要学能够经世致用的经济。“既然已经对做学者有了动摇,那就不要再做一个学经济的学者。”学经济和商务,哈佛商学院是很好的选择,杨光把目光锁定在那里。和高考一样,他也是二度进攻才最终登堂入室。虽然,他已在哈佛医学院工作,而且还在《科学》杂志上露过脸,但商学院要求“无论你过去做什么,都必须证明,你发自内心的对商业有兴趣,而且有潜力做好。”

  1991年,杨光向哈佛商学院发起第一轮进攻时,就没有过好这一关,教授们认为他科研已经做得不错,有玩票的嫌疑,而且也不认为一个学视觉神经的博士,能学习好商业管理。杨光被拒绝之后,再接再厉,觉得不是自己不够格,而是别人不够了解自己。于是第二年,他重装上阵,而且找了包括哈佛大学校董在内的推荐人推荐自己。哈佛商学院录取学生时,比较注重观察学员的人脉关系,因为这反映出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有了这些大人物的推荐后,商学院录取了杨光,他当年却没去,“因为实验室突然有些事情要去做,不能半途而废。”

  1993年,杨光终于走进了哈佛商学院,开始专心读书。当时,能在哈佛商学院念书的中国学生不多,因为到这里念书,即使成绩再好,也必须承担一笔相对于当时中国学生的经济能力来说,相当昂贵,甚至无力承担的学费。杨光就是无力承担,“但我看到他们的招生申明上有一条,不给奖学金但可以贷款。他们相信自己的学生毕业后,不会赚不到那些贷款的钱。”杨光毫不犹豫的做了贷款的决定。这也可以算是他人生中最重要,也最有长远观念的价值投资。他系统的评估了“继续做科研”和“贷款读商学院”的风险和利益,然后从长计议,做了融资购买“商学院”的决定。

  从这个意义上说,像他这样贷款到哈佛商学院念书的人,事实上都是具备成功先决条件的人——相信自己是能的。

  背着六七万美元的贷款,杨光开始了在哈佛商学院的自信之旅,并且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MBA学位。回首在哈佛的经历,杨光认为,哈佛带给自己的是一个综合的影响,而其中最重要的影响也是给了自己更多的自信,让自己在任何时候都能积极乐观,不断进取。

  他说:“哈佛给人最大的影响,就是自信,在全世界最好的学府,受最好的教育,和最优秀的人才一起,所以没有什么是你不敢去想,不敢去试的事情,也没有什么条条框框不敢去冲破。这样的信心,让你有很多创造力,敢于去尝试。”另外让杨光感受很深的是,无论聪明与否,要取得成功,都没有捷径可走。“哈佛之所以好,确实因为这些人非常刻苦,它不是盲目地认为自己很伟大。在它的校园里,比如在来往行使在校园间的地铁上,一眼望去,都是捧着书的学生。”

  在商学院期间,杨光受到的训练让他终生受益,“最主要的就是做案例分析,每天给你一些根本看不完而且信息混乱的案例,让你扮演案例中的决策人去思考问题,而且必须给出答案。他们认为一个商业领袖必须不断决策,而在决策的时候,你可能得不到或是得到也无法了解清楚的全部信息。因此通过这种办法,训练你以后在商业领域应付变革的能力。”杨光说,每到这个时候,就可以发现大家不一样的成功道路。有的人会通宵达旦的把案例读完,然后给出答案,有的人会简单看一下,然后喝酒聊天,找到答案,而他,介于两者之间,体现出中国人的灵活性。

  在商学院的第一个学年里,杨光找了机会实习。是到一家投资银行, 这家投行很具有创造力,不像很多大机构那样,规定刚入行的人不得和客户做生意,因此让杨光有机会直接到市场中锻炼,而不是只是关在屋里学习。为此,他还曾笑话进入高盛实习,但却只能在交易室听前辈们和客户通电话的同学们,说他们的工作没劲。让这些同学们羡慕的是,杨光不但可以做,而且还做成了生意,而且还做成了两笔生意,成为该银行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在实习期间就做成了交易,并赚取到不菲佣金的人。之后,他得到这家公司的工作邀请。

  原本,杨光准备接受这家投行的邀请,因为公司给了他足够好的条件。“如果我同意去,第二年的学费,他们就会全包了,而且还能付一笔加入的花红,我欠学校的贷款,他们也会在我转到公司就帮忙还了。”

  后来,杨光接触到了他现在工作的邓普顿基金,并加入到了这里。 原因是,“当时能进这种国际大买家的人很少,所以觉得很有吸引力。”

  另外,被人认为擅长销售的杨光,内心其实也不太喜欢投行的做一单生意就忙着找下一单生意的销售,所以他转而改变了主意。

  接受投资洗礼

  杨光选择邓普顿基金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对基金的创始人约翰・邓普顿( J o h nTempleton)爵士充满崇敬。虽然他加入时,邓普顿早已于1987年退休,转而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慈善事业中。

  被喻为“投资之父”和“历史上最成功的基金经理之一”的邓普顿,如今已是90多岁的高龄,他不但是价值投资的模范,也是最早让美国人知道在海外地区投资的好处,并开创了全球化投资先河的人。他出生于美国田纳西州的一个贫寒家庭,凭借优异的成绩,依靠奖学金完成了在耶鲁大学的学业,于1934年毕业时取得耶鲁大学经济学一等学位。之后,他在牛津大学继续深造,获得罗德斯奖学金,于1936年取得法学硕士学位。重返美国后,他在纽约的Fenner & Beane即如今的美林证券公司的前身工作。1937年,他在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时候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邓普顿基金集团(Templeton, Dobbrow & Vance),赚取到巨额利润后,于1968年将公司转售他人。之后,他又创立了全球最大最成功的坦普顿共同基金集团,并于1992年将坦普顿基金卖给富兰克林集团。

  作为全球最著名的投资人之一,邓普顿的许多投资原则,比如“谦虚好学是成功法宝”、“要从错误中学习”、“投资不是赌博”、“不要听‘贴士’”、“投资要做功课”、“价值投资法”、“买优质股份”、“趁低吸纳”、“不要惊慌”、“注意实际回报”、“别将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对不同的投资类别抱开放态度”、“监控自己的投资”、“对投资抱正面态度”、“永远保持乐观的心态”等都被奉为经典。美国

  《Money》杂志也于1999年,将他评选为“本世纪当之无愧的全球最伟大的选股人”。

  从日本经济腾飞,到亚洲四小龙崛起,再到中国企业赴海外上市,邓普顿基金都是其中的最大国际买家之一。在亚洲的一些大型私营集团中,邓普顿也有相当不菲的投资,比如,它们至今仍是李嘉诚的长江实业与和记黄埔的第二大股东。同时,邓普顿也是中国H股红筹股的最大买家之一,中国石油刚上市时,邓普顿就是其第二大股东,后来将大多数股份卖给巴菲特之后,才由第二大股东变成第三大股东。

  由邓普顿基金为核心而组成的富兰克林邓普顿基金集团,则是全球最大的上市基金管理公司。该基金同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伦敦证券交易所以及太平洋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截至2007年9月,旗下管理资产已超过6,240亿美元。同时,富兰克林邓普顿基金集团也是亚洲的前四大国际投资者,也是全球最为关注新兴市场投资机会的基金公司之一。

  杨光十分认同邓普顿的投资理念,将其视为最好的投资方法。这也是他选择公司的一个原因。

  凭借哈佛大学的金字招牌,杨光在公司受到不错的待遇。“上班第一天,一位带我的投资人,他也是哈佛商学院毕业的,当天我们和华尔街几个公司开了一个电话会议,他让我一起参加。因为是刚刚接触,我非常不熟,甚至有些怯场。整个会议中有20多个人,结果一开始他就和大家说,我们这里来了一个哈佛商学院毕业的新生,他来自中国,要不要先让他讲讲中国的情况。”杨光说,这让他感到非常突然,但也给他一种被重视的感觉,因而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始和信心。

  进入公司的前两年,杨光都是在学习之中。除了学会常识性的金融实务知识和投资方略之外,他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如何利用书本之外知识去考察和从事投资。其中几个事例,尤其令他受益。

  上班不久,杨光被安排配合上司处理一个欧洲药厂的投资。为了做好这个案例,他们不但透过药厂管理层对药厂进行调查,而且想出各种办法收集和核实信息。尤令杨光印象深刻的是,上司交给他的一个当时不被他重视,他却没能很好完成的

  “小任务”。为了调查对方药品的实际市场情况,上司安排给他找10个医生通电话,问讯该药品在医院的销售情况。杨光准备了大约15位医生的电话号码。“有的医生直接就告诉你了,还帮你做些补充说明;有的医生问说,凭什么把这些告诉你们让你们去赚钱;还有的医生直接把电话挂掉。”和七、八位医生通过电话后,杨光简单统计了情况,然后向上司报告。“他问我打了多少,我说,大概七、八个,他马上很严厉,变个人一样,让我回去重新做。告诉我,必须做完。只要他交代的事情,我必须没有任何折扣地执行。”

  这个故事至今让杨光时时想起,“对我的影响特别大。投资就像是发现宝藏一样。知己知彼,你必须非常非常细致地去发现,只有比别人了解得更详细,你才能够看到更多的,看得更透,更有胜算。”他说。

  另一个案例,则让杨光看到基金经理人在风光的背后,所要付出的超常的艰辛。期间,他曾陪同公司一位职级很高的经理到中国内蒙古考察著名服装企业——鄂尔多斯集团。“我们做出一个投资决定时,一般都要到企业去实地考察。而且很多时候都是在对方不确知的时间里去。这次也是这样。我们从北京飞到呼和浩特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一二点了。之前,公司曾提出要安排车来接我们,但他不让,他想自己去。结果,我们出了机场只能找出租车去。”杨光介绍说,当时已经很冷,机场外零星的停着几辆出租车,但路程太远,司机们都不

  去。“很有意思的是,司机为了安全,提出他一定要找一个他的朋友跟过去,我们呢,也担心对方有了两个人以后把我们怎么样,所以僵持不下。”

  在黑漆漆的路上坐着辆破车奔波大半夜之后,杨光他们才到达鄂尔多斯集团。等他们完成考察从集团回呼和浩特时,他们才浑身直冒冷汗。“白天才看到那条路几乎是生死线。路上到处是超重的大卡车,因为当地盛产煤炭,所以车上全都拉着硕大的煤块,而且时不时就掉下一块砸向路面,让人心惊胆颤。”杨光说,这位经理平时坐着专机往来于很多投资企业之间,过着让人羡慕的生活。“可谁曾想到,还有这样的艰苦。”

  因为经常需要这样的奔波,杨光和他的同事们还有一个说法。“我的家就在联合航空公司的商务舱上”。因为他们总要在世界各地跑。

        登上重要舞台

  杨光从1997年开始在邓普顿基金参与投资项目的决策和管理。他刚一上阵,国际金融界就遭遇到一连串的坏天气,首先是亚洲金融风暴,之后是俄罗斯经济危机,再之后是墨西哥、阿根廷经济危机,另外再加互联网泡沫。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连串的事情。”成功要从恶劣的环境中建立,这增加了难度,但让他更加成熟,也赢得更加漂亮。

  1997年7月2日,泰国央行宣布放弃实行美元联系汇率制度,改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当日泰铢应声下跌。刚刚接手包括泰国业务在内亚洲区业务才3个多月时间的杨光,当时正带着家人在外度假。

  “很多电话突然打过来说泰铢剧烈贬值,而且贬幅达30-40%。”如今,杨光回忆起当时的事情,非常地轻描淡写,只是说了句“所以假也没度好。”但可以想象当时刚刚登上舞台就遭遇当头一棒时,他是如何的心情。

  杨光在亚洲金融风波的最大收获,就是亲身体验到邓普顿爵士的 “不要惊慌”到底是什么滋味。如何在一片混乱中保持镇定,是一件不太好用语言交代清楚的功夫,但杨光在此期间的很多经历和体验,却值得市场中那些正在作投资人的重视,并引以为鉴。

  期间,杨光曾带领邓普顿先后从两家著名泰国公司撤除投资。撤除的原因,并不单单是因为不看好泰国经济的前景。这两家公司让邓普顿感到失望的分别是,一家在危机来临时,将优质资产从上市公司转移到了自己的其他企业之中,而另一家则挪用了上市公司的资金。

  “我们在投资的企业中,都是小股东,起码是次要的股东, 处于很弱势的地位。如果遇到大股东无视小股东的利益,我们就撤出。”杨光说,在国际资本市场中,最重要的就是要相互信任。他们在投资中的底线就是不被欺骗。一旦发现有被欺骗,即使对方有一万个理由来说明自己是善意的,也会立即撤资。“这一点跟国内就很不一样,国内不太害怕上市公司发布假信息,因为总是有人会来接单。”

  邓普顿在此期间的撤资,近乎给两家公司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其中一家,自从他们撤出之后,用杨光的话说是“再也没有进到过大型投资基金投资人的雷达屏。”“因为我们的这个圈子其实很小,一家公司一旦不守规矩,消息很快就传了出去,大家的投资机会全球这么多,自然就不会再给这样的公司任何机会。”而另外一家公司,则在杨光带领邓普顿撤出之后,全面崩盘,最后从市场上消失。

  “对于有一些公司而言,我们的撤资可能会让它直接消失掉。因为我们往往被看成是投资的风向标,也被看成公司价值的度量表。如果我们很快撤出来,大家往往会认为这个公司有问题,因而,银行贷款等金融链条马上就会蹦紧,最后断裂。”杨光说,“虽然我们撤出也会遭遇损失,但这个损失在我们可承受范围内,因为我们还从其他地方赚到很多的钱,可我们撤出之后,对这个公司可能是百分之百的损失。”因此,他建议上市公司,应该严守自己对投资者的承诺,不要因小失大。

  杨光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波中损失不少,但赚到更多。他回忆说,当时,国际社会普遍看淡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内地的经济,有关人民币、港币贬值的消息铺天盖地,但他和同事们分析后则继续看好中国经济,并坚信港币和人民币不会贬值,而且,拿出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信心。他们在低价位,特别是大量蓝筹股市盈率降到七、八倍的时候大胆进入,一举成为香港股市中仅次于港府的第二大投资者。事后,得到丰厚的回报。

  亚洲金融风暴之后,杨光被升任为公司行政副总裁,并管理美国的一个全球投资开放式基金和十几个特大机构独立账户。至今,他亲自操盘管理的资金已接近达到50亿美元的规模,都是来自美国各大机构投资者的资金。由于开放式基金的业绩是公开的,根据彭博财经(Bloomberg)显示,杨光管理的邓普顿全球机遇基金连续五年在世界同行中名列前茅。

  邓普顿对全球投资基金的管理模式是,每个基金有负全责的高级经理管理和决策投资组合,但在团队内,各个成员要按行业进行分工,并相互支持。同时,作为高级经理,也必须有自己的专攻市场。杨光在此期间,先后负责过欧、美洲公用事业、营建、生化医疗类的投资,以及全球互联网、亚洲、中国和德国等市场的投资。其中,他尤其擅长对欧洲和大中华区业务。在过去5年内,他领导公司的全球电力团队,尤其是在欧洲电力的投资,取得相当高的回报。

  在投资过程中,杨光充分将尽职调查、长远投资和价值投资落实在具体案例中。2003年,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在清华大学组织了一个高级基金经理培训班,邀请部分著名海外金融界人士为国内部分基金公司的高管提供集中式培训。杨光应邀前往授课,并和学员们分享了一个实际案例——法国苏伊士,一个业务包括电力,水处理,垃圾处理,环保等等,水处理是世界第二大,主要业务在欧洲的公司。当时,它的股票从30多欧元跌到了16欧元。杨光把几家券商报告、公司年报及有关信息和

  数据都提供出来,和大家讨论。“结果,国内的基金经理都说这个股票不好,还要接着卖,因为他们看到很多不利因素,担心接下来还有坏消息出来。但我从长远去看,认为该买。而且,这就是我当时正在做的一个案例,事实上,我已经买了很多了。”

  后来,苏伊士股价确实在此后的6个月内继续下跌,从每股16欧元跌到每股13欧元,但不久就如杨光所预计的那样逐步上升,到现在,已经涨到每股近50欧元。如果再加上欧元和美元相比的升值,这个股票让杨光赚了5倍的钱。顶峰时期,杨光所投资的规模甚至一度成为公司最大的股东。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考虑重大经营决策时,都会先和他沟通。“因为我们是在他们最艰难的时候支持了他们,所以,大家到现在关系很好。”

  在处理投资时,杨光会“很综合地从各个层面”去考察企业。花时间做尽职调查,和被投资企业管理层充分沟通,通过第三方渠道调研公司情况等等,都是必须做好的课题。同时,他们也会认真阅读公司年报,他说:“有的人认为年报是摆设,其实我们是要看的。”所有券商的有关报告,他们也会看,“但从来不看结论,比如他的评级,以及买卖的建议等等。我们看,是看它一些信息,以便更全面的了解公司。”通过这些对公司有了大致的兴趣后,杨光会带领团队做出自己的财务模型,去把企业的未来数字化。“它的销售是多少?银行利息成本是多少?利润是多少等等。做好这个以后,我们才会和管理层坐下来讨论。”

  因为投资的目标时间长达5年,所以杨光非常注重和管理层的沟通。“要和他们去讨论,在未来5年里,他们将怎么做,然后会有一系列很详细的分析出来。之后,我们会对他们的情况进行核实。”

  正如当年到鄂尔多斯考察一样,杨光他们在决定投资前,一定会用自己的办法去考察,实际上是核查公司的情况。他认为,这是投资中不容忽视的一环,而且他们确实有过“上当”的经验。杨光介绍说, 当年他们公司曾接到券商做的一个很漂亮的分析报告,邀请他们投资土耳其当地的一个上市公司。“后来我们去看了,实际上那基本上是一个空的厂房,只不过是把同一台大机器,从不同角度拍摄了不少照片。”

  杨光说,做投资,必须身临其境去体验。“在美国曾经有句话说,当一个公司在室内种上高大的棕榈树时,你应该卖它的股票。因为一旦公司开始这么干,可能说明它的董事长认为自己该享受了,公司自然就会走下坡。”因此,杨光到公司考察时,都是直接到公司,而不会在酒店空谈。他认为,只有深入才能了解。而且,他十分注重细节,喜欢从中“滴水见太阳。”

  在法国电力公司(EDF)计划上市的两年前,曾邀请杨光前去考察。“在巴黎市中心,离凯旋门不远的一栋规模庞大的建筑里办公,一进去就能感觉到这是国有企业,它也的确是国有的。从进到大楼,我穿过一个又一个的走廊,过道,好像穿迷宫一样,走了好一阵子,才来到他们的董事会办公室,一个巨大无比的办公室。”杨光认为,“仅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这个公司的效率很不好。如果上市后,还这样运作是要亏钱的。但同时,也可以看到,如果它能改变自己的话,可以提升的潜力也很大。”在和董事会见面后,杨光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他的建议得到董事会的重视。等2005年底公司上市前夕,再去访问时,杨光已经和董事会在一个新的办公室见面了。“后来,我也投了他们公司,是比较大的股东,现在它的股价也翻了好几倍了。”

  在技术层面上,杨光十分强调如何“隐身”的进出。“动作太大,进也进不去,出也出不来。”也因为这个原因,像他这样的,动辄挥舞着上亿乃至数十上百亿资金的投资家,相比于那些常常卖出数十上百亿的投资行家而言,显得非常的默默无闻,并且经常让人“有眼不识泰山”。

  笑看风起云涌

  多年的市场修炼,让杨光炼成了火眼金睛,也让他成为美国市场极其少数可以赢得主流尊重的华人投资家之一。

  杨光并不太赞同华人会“仅仅因为自己是华人”就难在美国获得成功的说法。他说,美国基本上是一个非常公平的社会,人的背景,种族都不是太大问题。“事实上你去看,所谓遭遇不平等待遇的种族,其实都是在华尔街做得很好的。比如犹太人,然后是印度人,最近中国人也在上来。所以我觉得中国人不应该有任何的心理包袱。美国人确实很“势利”,但反过来说,你要有本事,要能给公司赚钱,你就会被尊重。”杨光说,“对于金融投资领域来说,就更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投资也很公平,业绩是多少就是多少,好比高尔夫,它也是很简单的东西,少一杆就少一杆,很实在,没有什么吹黑哨偏袒的问题,所以,我一直有一个比较好的心态,无论是好,还是坏的时候,对自己始终有信心。”

  在美国市场上,杨光是媒体公认的,可以帮助美国投资者正确认识中国和亚洲经济的人。他不但常年作为CNBC(美国财经频道)和BLOOMBERG(彭博财经频道)的特约专家参与有关经济谈论,也是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等中国国家领导人访美之际,被美各大媒体选择邀请的中国经济点评人。对中国市场,他有自己的见解。

  杨光认为,国内A股市场经过2006年年初至今(2007年10月下旬)的发展,已经积累了很大的风险,但这种风险主要不在于蓝筹股,而在于本身没有价值的空壳公司,以及一些ST公司等等也被炒得很高。“让股民觉得投资股票没有风险,就是最大的风险。现在很多人认为只要是上市公司,再差也会有人来重组,重组后就赚钱,这是非常危险的信号,这好比说买股票是不会赔钱的。”杨光说,监管部门应加强这方面的监管,一旦有公司不符合上市条件,一定要强迫公司公布,该摘牌的摘牌,否则,将会对投资者释放出上市公司永远不会破产的错误信号。他说:“投资者是没有记忆力的,特别是散户投资者。这也是国内市场的另一个问题,虽然国内机构投资者已经占了比较大的比例,但还是不够。”同时,杨光也预期,A股在经过一段堪称“疯狂”的大涨之后,必将迎来一段不短时间的大幅调整。

  对于A股对全球资本市场的影响,杨光认为,“目前来讲还只是间接的,虽然有QFII,但额度很小而且有很多限制,所以并不能成为规模。中国市场目前在全球指数中只有1%多,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如果QFII被放很大,人民币兑换更自由,就会真正对整个国际市场产生影响。”针对2007年下半年市场上流行的QFII抄了A股的底的说法,杨光觉得,这是典型的马后炮,“他们其实对当时的中国股市起了非常重要的扭转性的贡献。当时人家敢买是承受巨大风险的,你不能反过来说,这么便宜,让人买走了?这么便宜,你当时为什么不买?” 因为国际上的钱还没有办法大量直接流到中国,所以杨光相信,真正会对国际市场产生影响的中国资本因素还是红筹股和H股。同时,他也表示,“不排除H股和A股的价格非常接近,甚至H股超过A股,而且,正常情况下,也应该是H股比A股贵,因为国际的资本还是比较大的,而且未来的趋势应该是国际资本继续流入中国公司,并主要流向H股和红筹股。但前提是,股价要比较合理。”

  杨光认为,国内基金业目前遇到了全世界都很难遇到,而且是最好的发展良机,但是责任也非常大。他说:“这在历史上没见过,所以我常说,中国人永远都是在写新的历史。”同时,他对一天就能筹到几百亿元人民币,而且新基金比老基金受欢迎的情况感到担心。

  “这是违反常规的,把新基金当成IPO。”杨光说,“在国外,基金公司发新基金产品,往往是先自己掏种子基金运作3年,然后拿3年的业绩到市场上去卖基金,让投资者根据这3年的业绩去判断未来。因此,我们是有业绩的越老的基金越好卖,像富兰克林邓普顿卖得最好的基金,50多年里一共只换了3个基金管理者,有相当的持续和稳定性”杨光提醒说,国内的基金投资者实际上也已相当的盲目,而不可能永远都好。“一旦危险来临,投资者失望,基金公司压力就会很大。”

  保持清醒的头脑,是杨光对当前国内基金业者的建议。他说:“我知道这很难,因为我们也过类似经历。”1999、2000年互联网泡沫时,杨光负责公司的互联网投资。“当时有个叫10倍的规律,写10页纸幻灯片就可以筹10个百万美元(1000万美元)来做个互联网,1年后互联网上市的价格就是1年前筹钱数目的10倍。”在几乎整体的疯狂下,杨光十分为难。“因为需要公布业绩,不投,就会在一定时间内比市场业绩偏后。有的人就会说,你们是不是落后了?我们内部也反省,讨论这个问题,但我们坚持住了,认为那是绝对的泡沫,不能把投资者的钱瞎砸到这种公司里面去。”

  如何保持清醒的头脑?杨光的答案是,公司文化很重要。他说:“邓普顿能够度过这种难关,是因为公司有很长的历史和很强的文化。遇到问题后总有资深的人出来说话,顶住压力。因为这种事在过去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所以大家会以很长远的眼光去看待问题。而这种文化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培养起来。”

  在互联网时期,杨光曾投资了诺基亚,当时的诺基亚刚从一个卖轮胎、收音机半导体的多元化企业逐步向手机制造转变。“他们开始做手机的时候,我们曾是第一大股东。互联网泡沫时,我们分析认为这个股票太贵了,然后开始卖,结果卖一次它翻一倍,再卖一次再翻一倍。虽然我们已经赚到很多钱,但毕竟还是出局比较早,这样就对分析员有很大的压力。如果找他发牢骚,问他怎么搞的,刚卖掉就翻一倍,他也只能受气。但我们没有一个人怪他,因为公司有这样的文化。我们的分析员分析得有道理,它确实很贵,至于卖掉就涨,那是不可预见的事,不在我们正常考量的范围内。而且我们该赚的已经赚到了,所以,绝对不会有人去给分析员施加压力。”杨光说,“公司文化对基金经理的影响很重要,公司不冷静,负责投资的人就无法冷静。”另外,他也表示,一个训练有素的,严谨的投资者,应该不在乎把钱留在桌上给别人。一个投资人, 必须经过起起落落的周期之后,方能称得上是成熟。杨光如今算得上是一个屡经考验的人。特别是1997年,一上任就面临的金融风波给他的洗礼,无疑是大大的磨练了他的投资品质。

  “正好我已经有了两年的经验,要是在两年前,我可能也承受不了。如果再晚,我管的钱更多,那打击会更大。刚好在比较成熟,但又不真正成熟的时候,让我负担起一个有责任,但责任又不大的失败。让自己有了一个很好的锻炼。”他回忆说,“当时也很可怕,每天看着自己管的钱不断地贬值,真的像大家所说的,好像是头顶一把往下掉的刀,你若抓肯定会受伤,你若不抓,恐怕会有流血之灾。”

  杨光是一个很乐观,自信的人,也是一个不急不慢的人,这对他做好工作很有帮助。当他于1999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回到美国时,他的同事们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怎么你好像没受一点伤?”

  “其实12年也是坎坎坷坷的,如果做投资的有人说自己是常胜将军,那肯定是假话。”杨光说,“肯定有非常低落的时候,好比我们在互联网时期经常被人奚落成老古董一样,这会让你觉得自己像是一个非常孤独的旅行者。可你认定那个山峰,那你就一定要爬,哪怕只有你自己,也要永远保持乐观的心态,认为自己是对的,而下山和山下的人都错了。”

  杨光非常看好中国的投资机会,投资中国也是公司给他的一个重要使命。在自己管理的全球投资基金里,他将10%的资金投向了全球指数只有1%多的中国市场。这种安排也给他带来很好的回报,为他的基金业绩排列在同行的前茅做了很重要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杨光既可以说是中国经济的最大支持者之一,也可以说是中国经济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当然,他的选择只是从市场和投资价值的角度出发,而不是出于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民族情怀。“有人说,我在一个1%的市场放10%的钱,这是一个巨大的风险,我告诉他们,指数永远是落后的。作为投资者,你要永远超前你的指数,等指数上来你就没有机会了。”

  在对中国企业的投资上,杨光同样坚持长远投资和价值投资。中国人寿、神华、中国石油、中海油、中国移 动、上海电气等等,都是他投资的对象。因为是投资长远,而且在投资前做足了功课,所以杨光不会时常坐在电脑前满脸紧张地看投资的股票。短期的波动,兴趣来了,他会去看,但大多数情况下,他选择像巴菲特那样,拿到股票证书以后,就可以把它锁到保险柜里去。他说:“如果对公司分析得很好,对公司有足够的信心,只要基本面没出问题,就没有必要把精力放在关注它的短期波动上。”他坚信,公司的最终价格一定是和公司的基本面挂钩。

  带领中资扬帆出海

  目前,已经在全球投资市场积累了丰富经验的杨光肩负起了一个新的重要使命——带领中国资本扬帆出海,而且,已经实现了开门大吉,甚至可以说是,一鸣惊人。其中,代表富兰克林与中国人寿成立中国人寿富兰克林则是他最新的如意作品。

  2007年1月份,富兰克林邓普顿集团与中国人寿合作成立了中国人寿富兰克林资产管理公司。作为富兰克林邓普顿集团中国董事长的杨光则代表富兰克林邓普顿集团出任了中国人寿富兰克林资产管理公司主管投资的董事。对于这一合作,双方均给予了很高的期待,中国人寿集团总裁杨超就曾在公司开业典礼上指出,希望通过强强联合,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尽快创出中国人寿境外资产管理的品牌,为中国人寿打造国际顶级金融保险集团作出贡献。

  一年多的实践表明,中国人寿富兰克林资产管理公司有能力兑现起这个愿景。目前,已成功运作一年的中国人寿富兰克林,已经快速发展成为海外资本市场的一支生力军,而且已经交出了漂亮答卷。

  从一开始,中国人寿富兰克林就植入了国际领先的投资管理基因。目前,中国人寿富兰克林已将中、后台系统全部与富兰克林邓普顿全球中后台系统整合在一起,公司只要少数的后台人员,便可享有后者先进的风险管理系统、交易系统、组合管理系统、清算结算系统等。同时,还全面引入了富兰克林邓普顿的投资理念和投资流程,借鉴其成熟的国际投资经验。在这整个过程中,杨光均代表富兰克林与中方紧密合作,从而使上述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此外,中国人寿富兰克林还邀请了一批具有丰富投资经验的经理人加盟其中,其股票基金经理来自野村证券和法国巴黎银行等机构,分别具有11年和7年投资经验;股票投资研究主管则来自里昂证券,具有8年研究经验;债券投资主管也曾是英国施罗德基金公司的债券投资主管。因而,仅运营一年的中国人寿富兰克林,已快速构建起一支具有国际顶尖水平的投资团队,并精心打造了国际资产管理平台。

  在这些因素的支撑下,中国人寿富兰克林实现了快速的发展。公司从2007年5月开始股票类投资,至当年年底,其回报率已达39.6%,超越同期恒生指数6.73个百分点。

  这不但在中国QDII基金整体出师不利的环境中,是一个让人称奇的业绩。即使在国际顶尖基金管理公司相比,中国人寿富兰克林的投资业绩也处于前列。全球著名基金管理公司富达,其一年表现最佳的基金-印尼基金,回报率为45.12%;该集团同样投资中国地区的中国焦点基金,一年回报率仅为34.91%。在理柏统计的基金近3个月领先榜中,居于首位的宝源农业基金,一年回报率也只有36.96%。而且,中国人寿富兰克林的这一业绩还是在比较低的风险下获得的,从全年业绩表现看,其波幅也低于恒生指数2.87个百分点。

  中国人寿富兰克林的成功,与其两次战略性的投资决策密不可分。而这两大决策,又与杨光密不可分。

  2007年8月,次贷危机给港股带来较大冲击,恒指从23000点左右急转直下,最低见19386点。中国人寿富兰克林的投资团队却在此时果断加仓。“这时候,再害怕也要捂着鼻子往里跳!”杨光说。因为他认为,市场机会往往在市场极度恐慌的时候出现,而在市场晴空万里的时候,风险才往往最大。

  当时,跳进H股市场的中国人寿富兰克林没有选择国内同行热衷的中资股,而是在认真调研各家公司,建立不同财务模型深入分析后,最终按照“只选按三年后盈利计算估值较低的公司”的标准确定了港交所和长江实业等公司,进而获得了很好的投资回报。这样的谨慎投资理念也使中国人寿富兰克林在接下来的市场大跌中见好就收。2007年10月,巴菲特开始减持中石油,中国人寿富兰克林团队随之也作出一个惊人的决定,从11月中旬开始大幅减仓中石油。当时港股气势如虹,在“港股直通车”预期下轻松跃上31000点。“这时,我们觉得市场估值已经严重背离基本面,所以坚定地减持。”杨光说。这一行动的直接结果就是,让中国人寿富兰克林成功地避开了2007年11月以来港股的大跌。

  而当市场因美国次贷危机进入再次恐慌的时候,杨光则认为,这又中资该扬帆出海的时候到了。中国人寿以及中国人寿富兰克林的一些做法,则正好暗合了他的这一思路。2008年3月,中国人寿富兰克林从150多家参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下简称“中投公司”)全球海选的机构中脱颖而出,并于3月17日正式接受中投公司的面试程序,竞选亚洲除日本市场之外的股票投资管理人资格。同时,杨光还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他们已经向中国人寿提交了一份关于海外投资的报告。他说,现在是中国资本可以开始走出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了。

  就在杨光接受此访问后不久,中国人寿发布消息称,已在日前VISA公司股票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开发行时,认购近3亿美元的股票。这也是国内保险业首次大规模投资纽约股票市场。让人称道的是,VISA上市首日即股价表现强劲,并在美国主要指数道指、纳指和标普均大幅收低3%的情况下,全天逆势大涨近30%。到3月24日,中国人寿的这笔投资也取得了浮盈达50%的业绩。

  如果说以前在海外市场坚定地看好并投资中国,是杨光在帮助中国企业赢得世界,而今的杨光则更是要用中国资本去赢得世界。不变的是,无论以前,还是现在,他都保持着那一份难得的从容。/

  这也是杨光的一大特点。手握几十亿美元的他,并不像想象中的基金经理人那样,工作生活得紧张无常。他的业余爱好很多,喜欢打高尔夫球,冬天时常带小孩一起滑雪,他的小孩才四岁的时候就被他带去滑雪。他在中国香港、美国有房子,有游艇,也常常开着游艇带小孩晒太阳、钓鱼、潜水。“一有机会就做这些事情。”

  杨光说,这个世上有很多美好的东西,“该辛苦的时候要辛苦,该享受的,也一定要享受。”

  也因此,如果让他再选职业,他还会选择投资。

        新浪财经 200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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