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论持久战》问世记 2008-05-26

  抗日战争所以能取得胜利,自然有各种因素,但有正确的战略指导,是其取得最终胜利的最重要因素,则是确定无疑的。1938年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就是对抗日战争进行正确战略指导的著作。这部著作是毛泽东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之后创作的,一问世便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战争实践中认识抗战的持久性,发现持久抗战的规律

  毛泽东说过:我“一贯估计中日战争是持久战。”这是实话。早在1936年7月,抗日战争还没有开始时,毛泽东就在延安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说过:中日早晚要打一仗;中日这一战,是持久的。他还向斯诺谈到了打持久战的各项方针。1937年,抗日战争刚刚开始时,毛泽东又说过,中日之间的最后胜负,要在持久战中去解决。但是,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战的系统的理论观点,毛泽东此时还没有形成。

  从1937年“七七事变”开始,抗日战争打了4个月后,11月,太原失守。这一重要事件,对于蒋介石,对于毛泽东,震动都很大。蒋介石受震动之余,是情绪消沉;而毛泽东受震动之余,形成了一个基本认识:国民党正面战场是靠不住的,共产党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打持久战。中日战争是持久战,但不是仅仅依靠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造成持久,而是依靠共产党领导敌后人民实行全面抗战造成的持久。共产党必须深入到敌后去,领导这场持久战。这是共产党领导持久战的开始,也是认识持久战规律的开始。此后指挥八路军对日作战的实践,使毛泽东初步摸到了持久抗战的规律,也证明了持久抗战的可行性。

  抗日战争开始后,日军原打算速战速胜,三个月灭亡中国,但他们没有料到,八路军会深入到敌后去牵制他们,也没有料到,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也对他们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国民党前线官兵英勇作战,付出了巨大牺牲。国民党军的节节抵抗,阻止了日军的进攻,使中日战争在客观上成了长期的持久战。但是,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上采取硬打硬拼的单纯防御战来对付日军,结果作战十分不利,一败再败,日军先后占领了上海、南京。

  此时,毛泽东把目光投向全国,开始注意正面战场的局势,开始考虑全国的抗战全局问题。他通过对日军在进攻中已经在许多地方与国民党军队呈相互攻防状态这些基本事实,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战争,也进一步发现了持久抗战的规律。

  毛泽东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正面战场的抗战,也肯定是长期的、持久的。基于这一认识,他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一个全面战略部署的完整方案,建议国民党采纳。总的方针是:在敌深入进攻时,必须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方能配合内线主力作战,增加敌人的困难,减少自己的困难,造成有利于持久抗战之军事政治形势。

  蒋介石收到毛泽东的建议后,费尽心思,猜疑起来。一方面,他是军事行家,从军事角度考虑,他感到毛泽东的建议高明,与日本人打仗,确实应该这样。另一方面,他又想到,毛泽东同自己打了十多年的仗,怎么会有好心提醒自己呢?几经犹豫,蒋介石没有采纳毛泽东的建议。这使蒋介石失去了在黄河以北地区展开兵力,与敌互有攻防,从而对日军进行持久抗战的机会。日军一路南下,攻占了中国大半的领土。但是,国民党军队毕竟数量多,又陆续将主力撤至西南,而西南地区山多路险,易守难攻,日军打下武汉后,再也难以组织起有力的攻势去攻打中国的西南地区了。日军在短时间内不可能灭亡中国,已经成为现实,这证明了毛泽东关于中日战争是长期的战争的预见的准确性,同时也证明了正面战场也必定是持久战。

  毛泽东见蒋介石不采纳自己的意见,便不再对蒋介石抱多大的希望,他坚定了以我为主、以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为主,再进一步深入敌后,建立战略支点,创造全面抗战、持久抗战局面的决心。

  1938年2月下旬,毛泽东决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新形势下八路军新的战略方针。会前,毛泽东心中已经有了成熟的想法。这就是:在武汉、徐州等地一旦也失守的情况下,为了坚持持久抗战,八路军应该有足以影响全国抗日全局的动作。这个动作实质上就是:敌进我进,即在日军向我南部大举进攻的时候,我八路军也向敌后开进,在敌后建立更多的能够独立作战的抗日根据地,形成长期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了毛泽东的这一方针。

  后来,毛泽东的这一方针虽然有具体的调整,但基本思路没有变。敌进我进,使我军在日军向南大举进攻的时候,开入敌后,在敌后展开,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不仅立住了脚,牵制了日军,支持了全国的持久抗战,而且为我军在抗日战争中很快发展壮大起来奠定了基础,也使毛泽东进一步摸索到了持久抗战的规律。

  1938年5月19日,日军占领徐州。徐州失守,意味着中日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日军的下一步行动有两种可能:一是主力转向华北,专门去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一是继续向南进攻,打武汉、广州。对日军动向的准确判断,是确定我党战略方针的基础。同时,到徐州失守时,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十个月,各种矛盾已经充分暴露,可以认识到其规律性的东西了。毛泽东开始集中一段时间,静下心来分析时局的变化。毛泽东身边的卫士回忆,那段时间,毛泽东白天在院子里踱步,常常因深入思索某个问题而忘记了其他。晚上,毛泽东阅读各方面的来电,研究全国的军事局势,彻夜不眠。

  通过对我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情况和国民党正面战场情况的分析,毛泽东开始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全国持久抗战的思路,这就是: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要广泛发展;国民党在正面战场要保存主力。中国能够保存和发展军事力量,是持久抗战的根本。

  面对不利于抗战的论调,毛泽东准备认真回答;写作时入了神,连烤焦了鞋都没有察觉

  日军占领了一批大城市和中国北部大部分领土后,国内对抗日战争的不同看法就出现了。这些论调大致有两类:一类是“亡国论”,这种论调认为,中国武器不如人,和日本人打仗,必然失败。还有一类是“速胜论”,持这种论调者幻想依靠国际援助来打败日本。他们认为,国际形势一定会发生变化,外国会援助中国的,中国可以在三个月内打败日本人。共产党内也有人认为,日本人不值得一打,我们很快就会打败日本人。上述两种论调,在国内流传很广,影响着抗日大局和人们的情绪。

  毛泽东明白,这些论调是错误的,危害是很大的,他决心要驳斥这些论调。但是,马上驳斥这些论调,还有困难,一是他太忙了,抽不出时间认真地研究问题,而要有理有据地批驳这些不利于抗战的论调,是要下一番功夫的。二是他此刻的理论准备还不足,特别是对于现代军事理论,他要认真地钻研一番才能把道理讲透。三是光是批判“亡国论”和“速胜论”还不行,现在需要的是正面地系统地阐述正确的道理,同时批判上述错误论调,而对此,他还没有充分的准备。怎样克服这些困难,认真地回答抗战以来的重大问题呢?毛泽东决定,成立一个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吸收中央一些领导人、中央一些重要理论干部和军事干部参加,大家共同读书,共同研究问题,以便互相启发,集思广益,最后形成系统的正确的理论。在毛泽东提议下,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很快就成立了。研究会专门研究当时国内外的大事和抗日战争的重大战略问题,以研究全局、讨论战争的战略为主要形式,以期形成正确的战略认识。这个研究会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下,很是活跃了一个时期。参加者学习、讨论都十分认真,不同看法都可以提出来讨论。有时对某种认识一直讨论到深夜,大家肚子饿了,就在毛泽东的住处弄点吃的,吃完了继续讨论。

  一段时间的学习讨论后,毛泽东感到共产党的军事干部实战经验是很丰富的,但在军事理论方面有欠缺,特别是对外国的军事理论,知道的人还是很少的。毛泽东就坦诚地承认,自己对中国古代战争有一点研究,在过去的实战中积累了一定的指导战争的经验,但对于外国军事理论知道得不多。毛泽东特别提到,对外国最系统的军事理论著作——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自己知道得很少,而要回答抗日战争中的重大问题,光是有军事斗争经验还不行,还必须有丰富的军事理论知识,特别是对《战争论》要研究透。为了尽快补足军事理论知识,毛泽东又发起组织了一个《战争论》研究小组,请在中央工作的军事干部和读过这本书的人、中央一些理论工作者,和自己一起来研读这部书。

  毛泽东感到,光是组织上述两个学习研究组织还不够,最关键的,还是自己独立地进一步研究理论。因此,当时毛泽东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开始挤时间拼命地读书,研究理论,并把重点放在了哲学上。他在抗日战争开始后的十个月时间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除了读马列主义的原著外,他还读了国内研究、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毛泽东读了不止一遍,还写下了约三千字的辑录。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毛泽东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读完了,读后感到“颇为新鲜”。毛泽东不光是读书,还特别关注新闻时事,送给他的报纸、杂志,他都认真地读。

  经过组织小组共同学习研究,经过自己的刻苦学习,毛泽东有了充分的理论准备。在此基础上,他决心动笔写作《论持久战》,对抗日战争全局进行深入分析论证,同时批驳“亡国论”和“速胜论”。

  毛泽东动笔写作时目的就十分明确:要对抗日战争持久战的性质加以系统论述。但一开始还没有《论持久战》的书名,也不是一次写成的。毛泽东当时主要是针对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大家提出的问题,感到有必要系统地回答,因此便动笔写作了。他在写作过程中,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地分析,一层层地剖析,逐步深入,最后竟然积累起数万字的一部著作,这就是《论持久战》。

  毛泽东在写作过程中,是十分辛苦的。他白天工作非常紧张,要对八路军的战略行动进行及时分析和正确指导,对边区建设中的各种重大问题拿出解决方案,还要起草电报,读书读报,研究问题。只有到了深夜,他才能坐下来点着油灯写作。好在当时毛泽东的身体非常好。他自己说过:我习惯晚上写作,“晚上是我精力最充沛的时候。”笔者曾经参观过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的地方,那是一间很小的屋子,即使是白天,里边光线也很暗,屋子里放着一个不大的旧式木桌,一把旧椅子,桌子上有一盏小油灯,有一支毛笔。毛泽东就是在这间小屋子里,用这支毛笔写下了指导抗日战争的雄文《论持久战》。

  据当年毛泽东的卫士回忆,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时十分投入,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不动。有时实在太累了,就站起来在屋子里走动几步,然后很快又坐下来写作。夜深了,毛泽东饿了,就叫卫士送来一块烤红薯,吃完了继续写作。有一次,毛泽东写作入了神,他的脚挨上了炭火盆,却浑然不知,直到炭火盆把鞋子烤焦了,满屋子弥漫着焦糊的气味,才被卫士们发现。卫士们进来给毛泽东换了一双鞋子之后,毛泽东又继续写下去。

  陈云的一个建议使《论持久战》成书并产生重大影响

  毛泽东写完《论持久战》之后,一开始并未考虑出版或者发表的问题,他写作的目的,是在中共高层搞清楚问题,统一认识,因此,他决定先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讲一讲。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用了近十天的时间,讲演了自己写好的《论持久战》的基本内容。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正确地回答了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对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有了一个清楚的描述,因此,他首次演讲,就使听者由衷地信服,连在理论上好挑别人“毛病”的王明,也不得不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水平高。

  毛泽东发表讲演后,并没有打算公开发表《论持久战》,甚至都没有考虑到要在更大的范围里去讲。《论持久战》之所以能够成书,应该说,陈云起了关键作用。

  陈云听了毛泽东的讲演后,感到毛泽东讲得非常深刻,非常有说服力,毛泽东的理论对全党、对全国抗战,都有重要指导意义。于是第二天就对毛泽东说:是不是可以在更大一点的范围给干部们讲一讲?毛泽东考虑后,接受了陈云的建议。

  但是,毛泽东考虑到,在更大范围去讲,只能是分别到抗大等学校去讲,到延安各党政机关去讲,可是这样做,一是自己非常忙,抽不出来那么多的时间;二是只由自己去讲,听者仍然有限。于是他便决定把讲稿整理出来,先在党内印发。这样,《论持久战》先在延安油印出来,在党内传阅。

  可是,延安油印的《论持久战》数量有限,尽管大家争相传看,仍然有许多干部看不到,特别是在前线的干部,得到油印的《论持久战》更难。于是,毛泽东又决定,印成书,公开发表,不光在根据地发表,也可以在国民党统治区发行。

  公开出版《论持久战》的决定做出后,中共中央当作一件大事来办,采取了特别措施。延安当时缺纸,就设法从国民党统治区搞来一些纸,负责排字的同志日夜加班编校,印刷工人日夜加班印刷,很快就把《论持久战》印成了书。由于当时条件太差,印书的纸不太好,印出来的书并不太结实,但毕竟可以大批发行了。刚刚印出的《论持久战》封面上,是毛泽东亲笔题写的书名,同时还印有毛泽东亲笔写的一句话:“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

  《论持久战》一面世,就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程思远先生在回忆中就谈到了《论持久战》在国民党上层的影响。他说:“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当时,中国军事界的权威人士对《论持久战》中的观点十分信服,对毛泽东的军事天才十分赞叹,并把毛泽东引为知己。

  一位外国记者读了《论持久战》后评论说:“《论持久战》发表后,不管中国人对共产主义的看法怎样,不管他们所代表的是谁,大部分中国人现在都承认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的因素,并且无误地描述了未来的一般轮廓。”《论持久战》印刷出来不久,周恩来就把书从武汉寄到香港,委托宋庆龄找人翻译成英文,以便在海外发行。宋庆龄收到这部书后,认真地读了两遍,她深为毛泽东的深刻分析和高远眼光所折服,立即找自己亲近的朋友爱泼斯坦等人把《论持久战》翻译成了英文,准备在海外出版。毛泽东得知后,特意为英文本写了序言。他在序言中写道:“希望此书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的利益,也为了世界的利益。”毛泽东的这一期望得到了回报:《论持久战》的英文本在海外发行后,得到了国际上的积极响应和高度评价,据说,丘吉尔、罗斯福的案头上,都放着《论持久战》英文本,斯大林的案头上则放着他专门请人翻译成俄文的《论持久战》的文稿。

  更重要的是,《论持久战》对指导中国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提供了最高的也是最正确的战略指导。事实上,抗日战争正是按照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预料的那样发展的。抗日战争经历了《论持久战》所指出的三个阶段后,中国人民最终战胜了日本侵略者,一百年来第一次在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中取得了完全胜利。(霞飞)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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